黄达:天津招生办追忆往昔(25)

编者按《IMI金融观察》(Financial Observation)每周都会带你去听著名专家解释中外金融的发展、兴衰和制度演变,领略历史海洋中大金融的魅力。本期杂志介绍了最新系列《追忆似水年华》,这是中国金融的主要创始人黄达教授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一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前委员,经济与应用经济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等教授、学校事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曾获第二届“孙叶放经济科学奖”(1986)、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和第三届“吴张羽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他还获得了许多国家优秀科研(教学)成就奖和优秀教材奖。

这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第25篇文章,最初发表在《金融博览会》上。

以下是文章的原文:1949年2月15日,华北大学天津招生组从学校在北平齐河大厦的临时立足点出发前往天津。

天津招生团队的负责人是许婧。

我在这个招生小组中的地位似乎是企业的负责人。

这时,平金至天津的列车已经正式投入运行。

我乘早上的航班。

至于怎么去前门车站,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是步行。

如何购买火车票,用什么货币支付,由后勤同志统一处理。我们招生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被一张火车票塞满了。

后勤同志还在前门车站前的一个小摊位上安排了早餐。

我记得有一个招生团队想用碗给他漱口。摊贩说我们是回族和“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在碗里用刷毛牙刷!那时,解放区所有进城的人都被尊称为人民解放军。

敢于“禁止”人民解放军。首先,这表明北平的小贩们已经见识了太多的世界。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作风让人们相信,与“秋巴”过不去的人是不讲道理的。

这是一件“小事”,但却令人印象深刻。

天津于1月15日获得解放。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解放了一个月。

我听说城市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例如,人民币兑换金券的工作已经完成。

进城的纪律比北京宽松得多。

现在我只记得一个,我不允许在街上大便。

1948年12月中旬,调到天津围城前线的华北大学副院长林子明,已经是天津军事管理协会教育处的负责人。

他安排了天津华北大学的所有入学事宜。

我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旧车站下了车。

车站内外都熟悉原始情况,但没有时间感慨和徘徊。

可能是马上乘电车去林子明同志已经安排好了招生队伍的落脚点。

立足点在朝日街的“中原公司”后面,朝日街是日本人最初租用的土地。

这不是住宅,而是商业仓库。

新华书店刚刚在徐街北侧开张,离招生队伍不远。人们进进出出。它非常受欢迎。

当我去天津时,我非常想见我的母亲,她已经十八九岁了。我非常想认识一些亲密的朋友,转到我童年时就知道的家乡的街道上。

然而,招生就像泰山的顶峰。这立刻让人无法抗拒。所有的家庭纽带、友谊和思乡之情都必须放回原处。

当林子明同志到达天津时,他说他已经以报纸的形式发了一篇新闻报道,说华北大学即将在天津招生。

他发出这样一条信息的直接原因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军事管理委员会教育处询问华北大学招生情况的人数太多,难以一一处理。同时,这也为华北大学招生创造了动力。

招生手册在北京讨论过,对于如何最终确定草案没有具体的记忆。

最终报名手册应在天津报纸上公布。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有几个将被列出并为申请人所熟知。

一些必须列出的项目可以被召回,而另一些没有被准确地记录:四个月的政治课被录取,华北大学的其他系暂时不录取学生。

-男女学生的融合已经是当时大学的普遍规则,我们可以再次澄清融合的规则。

-学历要求:我不记得我是高中以上还是高中毕业。同时,我被允许以“同等学术能力”参加考试。

-考试可能只有两门课:语文和政治知识。

-入学后,过集体生活;周末(周六下午到周日晚上熄灯前)可以请假回家和出去。

-在学习期间,提供食物。

带上你自己的餐具。

我不记得是两餐还是三餐。

提供服装,一套制服或棉制服取决于季节。

带上你自己的床上用品。

学校应提供关于学习过程的书籍和文件;书写工具,如钢笔、笔记本等。应该由自己提供。

每月发放6公斤小米的津贴。

有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那时,许多年轻人不想要它。

无论是国民党大学还是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大学,都有办法补贴贫困学生,但补贴门槛很高,补贴只能解决部分需求,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程序。

学习和生活的基本前提似乎没有这样的“全面覆盖”。

——学习结束后,学校将统一分配工作。

当时,这所大学只关心教学、考试和毕业证书。毕业后的出路是学生自己的事。

冒险岛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大学承诺保证四个月的学习后就业,这很有吸引力。

有些人也认为“统一配送”太具约束力,但他们不确定这个村子以外是否还有商店,因此很难拒绝本文的限制。

在林子明同志的帮助下,申请表很快就准备好了。

如果是进入天津前的正定,它要么用油印,要么用1948年底才有的古铅印刷设备印刷,即使是这个项目的准备工作也要忙一阵子。

在大城市,这只是举手之劳,招生团队与此无关。

考生应在华北大学招生办公室填写表格。

招生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房间,它可能是一个仓库,可以放十几张小桌子。

注册开始后,仍然很难接收大量申请人。

要求申请者提交书面自传是解放区大学独有的。

1946年我申请华北联合大学时,提交了一份预写的自传。

1947年我去注册部做注册工作时,宿舍学生写的自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1948年8月以后,每天到达学校的学生人数突然增加,学校部门不可能安排写自传。在这种情况下,写自传是学生进入政治课的第一课。

通过自传,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学生的政治和历史条件可以得到第一手的了解。

索要自传也许是当时招生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

白天,应该接受考试的申请人非常忙,但是对申请状况的总结,特别是对申请人自传的审查,是极其困难和沉重的。

招生团队中有十几个人每天都忙到午夜之后。

入学考试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进行。

考试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混乱。

一天或半天,我记不起来了。

试题应该由我们的招生团队起草。

我记得我们没有花太多精力来控制试题的泄露。首先,我相信我们招生团队的同志不会泄露试题。第二,印刷过程中没有很多漏洞。

更重要的是,考试题的分数在录取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分量。

似乎没有招生团队之外的人的帮助,试卷没有被复习。

考试后,每两三天会有一次口试。

面试地点在招生办公室的大房间,可能是一个仓库。

十二张小桌子,两张凳子面对面。

招生团队的大部分成员一起去了外地,他们每个人都事先确定了口试的科目和每个科目的口试要求。

在一两天内,口试完成,过程相对平稳,没有任何意外。

应该进行体检,但我根本记不起具体的安排。

在良乡等着进入北平的时候,招生小组组织了一次关于招生问题的研究讨论,大概持续了两三天。

它被记录在日记里,但很模糊。

记录讨论三个问题:定期注册,掌握文化水平和掌握政治和历史条件。

几乎没有关于“正常注册”的讨论。

似乎是强调要先抓“党的知识分子团结改造政策”,不要考虑具体的招生形式。

对于文化水平的掌握还没有讨论过。标准应该是“高中生”,没有区别。

它主要讨论对政治和历史条件的掌握。

在我的日记中有一段我提倡的话:“我们应该设定一个最低标准(它的精神应该是我们没有能力改革和掌握,而录取会影响我们的学校或者破坏——破坏我们教学计划的完成——效果。

具体来说,有一些特务,一些反动组织的积极分子,以及那些历史模糊、难以澄清的人。"

不同的命题是:“如果政治历史清楚,我们将首先接受他,如果配额不够,那么我们将考虑更少。

“先选有明确政治历史的入学,不符合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与我的意见基本一致。

日记中还讨论了口试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然而,相关段落的含义不清楚,我今天无法理解其中的区别。

虽然天津市的招生工作还没有研究招生表格是否应该标准化,但我们仍然努力在上述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更加严格。

一方面,一般来说,有必要遵守在高等院校招生的惯例,以便申请人能够容易地接受。

例如,考试过程实际上可以跳过,因为自传、口试等环节可以解决文化层面的审核。

然而,没有通过考试的录取不仅会降低学校的价值,还会使一些合格的候选人因为害怕被别人瞧不起而不积极报名。

与此同时,根据形势的要求,即即将渡江和解放长江以南一半地区的前夕,这一进程得到了简化和紧凑,并努力缩短招生时间。

事实上,报名从2月底到3月初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确定候选人是否会被录取。

选择的标准——文化水平和政治历史条件——基本上是基于良乡讨论的精神。

没花多少力气就考察了文化水平。因为文化水平太低而不被录取的人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今天,他们记不起典型的案例。

主要工作量在于审查政治和历史条件。

在申请人当中,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具体的人数和比例没有明确记录。

在口试之前,那些低于"最低标准"的人,即特工、反动组织的活动分子和那些历史不清楚的人,被排除在录取之外。明确那些没有低于最低标准的人包括在录取名单中;少数入学群体之间判断不清和存在争议的人将通过口试予以确认。

招生团队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参加了口试。

其中,几个在政治课工作过的“老同志”(实际上,他们只在解放区呆了一两年,就像我比他们早一两年的“老同志”一样)为那些还没有被确认入学的人安排了口试,以便作出最后的决定。那些决定不录取的人的口试也将安排在他们收到的名单中,要求他们提出一两个难题,为落选的候选人做准备。

最后,我不记得我是接受了2/3、3/4还是4/5的申请人。我不记得申请人的总数是400人还是500人或更多。

最后一个环节是发布名单,这应该是录取名单最终确定后的第二天。

名单已经在晚上定稿了,所以必须尽快写出来。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谁来写名单?如果早一点想到,寻求帮助并不难。

但是已经是晚上了,除了自己去做,别无选择。

谁会写字和写字?我不想安排它,但它在我头上。

我已经好几年没碰墨水笔了。书面部分根本不起作用,但我必须咬紧牙关。

不想只是想落笔,而遇到整理录取名单的问题。

当时,它们都是按姓氏笔画排序的。为了对名单进行排序,每个人都一起去了战场。

我不记得今晚我是怎么拼写的,但是结果很好。我按时公布了名单。

名单刚刚公布。正当大家都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突然急切地传达了中央政府关于华北大学等学校招生政策的指示精神。

非常简洁:欢迎所有人!但是这四个词非常简洁,与晴天霹雳没有什么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确定哪些候选人应该被录取,哪些不应该被录取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被以错误的方式使用。它被学校匆忙送到天津。

不要说今天的通讯条件,即使有长途电话,这种精神也会在公告前到达我们这里。

那时,长途电话,如果有的话,只属于军事和绝密范围。

没有文件,寄件人依靠笔记本上的记录。

他说刘少奇同志亲自指示的。

刘少奇同志对“拒不接受别人任何东西”政策的解释是:由于战争,大批知识分子聚集在平金。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我们应该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放到我们共产党的船上。只要局势有所缓和,其中相当一部分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然后我们将无法再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同时,它还转达了吴老吴总统张羽的检讨。

主要观点是中央政府有一个长远而全面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优秀的学生进入学校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及时纠正它。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不可能清楚地记住原话,但“来者不拒”及其蕴含的精髓已经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由于我奉命立即返回北平,我准备接受新生,听到消息后立即离开天津,离开招生岗位。

后来,留在天津的同志们说,他们已经采取措施重新发出录取通知书。

然而,由于申请表中输入的通信地址不真实,或者因为输入的通信地址仅是申请人的临时住所,他没有被录取就离开了,或者由于各种其他原因,相当一部分落选的候选人无法被追回。

报名时,欢迎所有的人来,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很快就接受了。

回首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的秋冬,当大批知青涌入学校时,学校就提出了“你来了,你就安全了”的政策。

这多少有些被动,但实施的结果是近5000名学生,其中一些人成为支持军队向南派兵的年轻干部的骨干,一些人接管了平金。

形势正在进一步发展。我们做什么呢也许每个人都认为平津解放是和平建设形势下录取条件的到来,那么选择优秀学生入学无疑是自然的。

但是,平津解放后,解放江南、西南和西北仍然是必要的,用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的艰巨任务是把知青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也很难满足对干部的需求。

与此同时,在政治和军事趋势变得明朗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在政治和历史条件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他们的生活选择。

自己报考,已经向自己表明人生道路的选择已经在改变。

显然,此时还在政治和历史条件方面设定一个门槛,只会不利于自己团队的最大化扩张。

从1949年春末到初冬,也就是说,半年时间里,华北大学派出了近2万名毕业生。他们都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接任的干部,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前进。他们都是新的力量,他们接管了旧政权,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了新政权。

正是正确的政策使他们成为“政权更迭”的英雄。

多年来,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这次招生和“不拒绝任何人入内”的政策。

事实上,这种政策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是正确的。

然而,在迅速变化的历史中,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勇气,不可能以如此及时和简洁的方式制定政策。

每当我想到这里,我不仅惊讶,而且很高兴我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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